重读甲午·清朝战败是工业化竞赛失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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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试图将新技术人才容纳进旧官僚体系

更大的问题在于，就是这些科技基础知识学习很少的学生，清廷也依旧要将其容纳到传统的科举体系中去，而非重新建立系统而科学的教育体系。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首先主张在科举项目上要增设洋务科目，使洋务人才获得与儒学人士同等的地位，以期改变整个社会对科技人才的偏见。1887年，李鸿章奏请天津水师学堂、管轮学堂、武备学堂的学生一律参加乡试。其目的是培养新式的科技人才，并以此提高这些学习西学学生的地位。1888年，天津水师武备学堂的教习和学生与上海广方言馆的肄业生、同文馆学生一起参加了顺天乡试。这次戊子顺天乡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中学和西学同考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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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成绩优异者，李鸿章提出“照军务保荐章程，奏奖升阶，按以滨海沿江实缺，与正途出身无异”。实际上也正是因为这种僵化的体制，少数学习科学技术的学生也只能学非所用。如严复在英国学的是海军驾驶术,归国后却被李鸿章派去“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 詹天佑在美国学的是土木工程,归国后却让他去福州学习海船驾驶。擅长数理化和机械工程的华衡芳、华世芳兄弟,徐寿、徐建寅父子等,一开始就参加了江南制造局的筹建工作,在生产技术上有所贡献。但他们在该局只是主要做了一些编译和教学工作,既未担任主要行政职务,也未负责主要技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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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维新建立近代教育体系

相比之下，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完全不同。

1871年日本成立文部省,负责主持文教改革事宜。1872年8月,文部省颁布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个重要改革法令——《学制》。《学制》把全国分为八个大学区,确立了学区的细分原则和每个学区所需设立的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数目,还规定了大中小学的学制年限,规定小学实行八年制,中学六年制,大学采取分科制。

《学制》的颁布标志着日本明治政府有纲领有计划的教育改革全面开始,其改革的内容相当广泛，主要有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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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普及初等教育,发展师范教育。初等教育中部分实行义务教育,课程也仿效美国,着重灌输近代文化思想和传播初步的科技知识,开设数学、地理、物理、化学等科学课程。

其次改革中等教育和发展实业教育。19世纪90年代初,日本已兴办起各种类型的实业学校,如实业补习学校、实业学校和实业专门学校等。这些学校根据社会对科技需要的多方面、多层次性要求,注意实业教育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多样化,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初级和高级技术人才。

最后注重重点大学的建设。维新时期,为迅速培养高级的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明治政府打破先小学、再中学、后大学的常规,在普及初等教育的同时,优先重点地建立了一些专门的高等教育机构,如1877年,日本建立第一所现代化的大学——东京大学。

明治维新建立了一套与近代工业发展相适应的近代教育体系，把封建教育改造成资本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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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 还是靠外国技术扶持

这与上一节所说的教育体制的落后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没有近代教育体制培养近代科技人才，所以只能相信依赖洋员。而相信依赖洋员，就导致更加无法建立自己的工业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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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态度：只借助洋员而不依赖洋人

1857年,荷兰海军士官H•哈尔德斯带领10名荷兰技工进人长崎造船所,揭开了近代日本使用外国技师历史的第一页。 随着近代技术引进的大规模展开,对外国技术人员的聘请规模也日益扩大。据1875年统计,在日本官办企业职工共一万多人当中,外籍人员241人,约占职工总数的2%。仅在1872至1874年的两年时间里,全国聘用的外籍专家就由214人增至503人,增加了一倍以上。

这些外籍人员广泛分布在工部省、文部省、内务省等各个部门,从事传授先进技术、讲授语言和技术学科等工作,有的甚至还参与国事管理,成为政府的“智囊”。如被聘请为明治政府顾问的荷兰籍美人威尔贝奇,早年曾执教于长崎,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大限重信等人都是他的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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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瞩目的北海道开发工程,从测量、地质勘探、农业、工业、直至交通运输各方面,几乎全部是在美籍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的。可见明治前期,日本所雇佣的“洋员”,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分布范围上,都是相当惊人的。

但是,政府在对待如何利用外籍技术人员的问题上,一直采取“只借助而不依赖”,“只备咨询而无权决策”的方针。早在1870年,政府在《雇佣外国人注意条例》中就曾作过以下规定:“对欺压日本职工,不服从日本方面管束的人,都应解雇。”大久保利通也一再强调,雇佣外籍人员时必须重视管理,不可大权旁落。同时,他还指示其下属要统一权限,不能依赖所雇外人,逐渐消除“外国万能主义” 的影响。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还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特别是实业教育事业,努力培养本国技术人员,力争早日形成一支本国、本民族的科学技术队伍,逐渐取代外籍技术人员,彻底实现对外人“只借助而不依赖”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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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官方统计数字,明治时期,仅日本文部省派出的留学生总数就达683名,其中学人文科学者269名,学自然科学者414名,分别占留学生总数的40%和60% 。全国派出留学生总数,1868至1874年七年时间里就达550多人 ,1868至1895年间,共二千人左右。

另外,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也得到相当迅速的发展。在政府的倡导下,各大、中型公司纷纷办起职工学校、近代徒弟学校或制订厂内技术训练计划,为近代产业培训大批“所谓中士下士那样下级士官职务的人”。

1905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84所,徒弟学校123所 。到1910年时,全国入学率已达98%。其中中等教育机构入学率为12.3%。生产年令人口的学历构成与明治初年时期相比,有了显著的提高。

进入19世纪80年代,随着本国技术人员的逐渐培养成材和留学生陆续归国,越来越多的科技骨干进入近代产业部门,在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活动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一支本民族的科学技术队伍逐步形成、壮大,在各个领域中,开始取代外国同行,为政府对外籍人员的“只借助而不依赖”政策,奠定厂雄厚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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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工厂完全依赖外国人导致恶性循环

而在清朝，是正相反的情况：洋务派所创办的企业里,从设计到施工,从购买机器到安装运转,以及技术知识和经验的传授,则完全是依赖于洋匠,一切唯洋人是听”,以致于企业大权长期落入洋人之手中,这种情祝与日本恰成鲜明的对照。

如江南制造局,从总管全局的科尔到该局所属的一些重要工厂如造炮、造枪、造弹厂等。厂长甚至几任厂长都是洋人。“工作惟洋匠是恃,舍洋匠无所措手,……凡与商厂交易论价定货,亦推洋匠之命是听,厂员不过从旁观听而已。”

再如金陵机器局的大权也长期为英人马格里所控制,而且“李鸿章遇到疑难问题,总是来找马格里做顾问。” 英商兼丹麦领事密妥士是天津机器局的主要设谋划策者,从购买机器到雇请洋匠各项事宜,无不唯其主张是从。兰州机器织呢局一切生产技术事宜,全由石德洛未、福克等德国机匠包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