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之十八·蒋介石外交谋略遭军阀向日本告密

游戏男

军阀向日本告密让蒋介石的计划开始就面临失败

中国反蒋势力的“举报”让“蒋介石联苏制日”成为日本人共知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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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不起茶叶蛋的贫穷老百姓

被军阀告密蒋介石出师不利

但蒋介石的计划一开始就被出卖了。

在之前的《重读抗战》专题中，我们提到过，1934年11月，就是蒋廷黻受命出使莫斯科的次月，地方实力派西南派的领袖胡汉民就在广东就向日军情报官透露：蒋介石已同中共及苏联合作。他建议日本对此多作宣传，还提醒日方：贵国朝野对满洲事变三年来的中国认识不足，至今还以为蒋介石势力和事变前无大区别而轻视之。实际上，蒋现在通过同国联合作及同英美苏等握手，其基础之加强已超过一般想象。

1935年1月，胡汉民又告诫日方“南京对日仅是假意亲善”。此消息在上海的日本报纸发表后，引起大哗，胡汉民拒绝了南京政府要他更正的要求。

这让日本一下看穿了蒋介石推行“中日亲善”的底牌。

哪亮按哪

虽然在外交的面子上，日本政府正面回应了国民政府的“善意”。1935年2月21日，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表示，对蒋氏转变对日态度不持疑问。3月2日，广田又称：日中关系确已好转，“如果放弃此天佑之赐，而不为中日之亲善，实为后世子孙担忧”。为此，他表示“愿以全幅之诚意与努力，与各方面联络提携，以期早日举出亲善之实”。

但实质里，中国反蒋势力的“举报”让“蒋介石联苏制日”成为日本人共知的秘密，对于1934-1935年蒋主导的对日亲善政策，日本当局特别是其军部的感受，就和为抗议“媚倭”而丢官的邵元冲等中方人士的看法完全相反了。他们都心知肚明：蒋介石搞的“亲善”实际是障眼法。

1935年1月8日，日本驻济南武官花谷正在青岛诅咒蒋介石的健康，称国民政府对日绝无善意，“所谓亲日纯系假面具”。

1月中旬，萧叔暄自东京报告：日本军部大致认为“蒋委员长因对内关系无法与日亲善”。

守护光明

1月下旬，当中国主要报刊遵政府之意，纷纷转载蒋介石借徐道邻之名发表在《外交评论》的《敌乎？友乎？》一文，并以此为契机开展如何改善中日关系的讨论时。日本有吉公使虽然向日本外务省转送了《敌乎？友乎？》，并指出该文“据说是陈布雷所作”，但并未给予特别重视。日本国内的反应也与有吉相似。蒋介石的俏媚眼算做给了瞎子看。

3月，关东军不顾正在进行的中日“亲善”，制订了新的《对华政策》，决定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在华北，要政治上控制，经济上渗透；对西南政权，要秘密予以物质援助，以使其能够对抗南京政府。

5月4日，日本公使馆武官向参谋本部报告：“南京政府最近的行动，仅仅是为了回避来自内外形势特别是日本的压迫，而毫未反省其昔日反噬日本之非。近日，其一面禁止民众排日活动的表面化，一面还通过政府要人的亲日辞令以躲开日本的锋芒。但与这种日见增长中的倾向相反，在本质上，没有任何材料可证明其改变了政策。”

成滴臭了

6月9日至27日，华北事变爆发，日本驻华军队先后把《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强加于中国，迫使国民党地方党部和中央军退出河北与察哈尔。

关于这一所谓“华北分离工作”的动机，日本大使馆武官于6月初即在内部透露：目前是纠正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好时机，我方虽未以倒蒋为直接目的，但蒋一旦接受日本在政策上的要求，他也就不打自倒了。

6月12日，日本大使馆参事官若杉要在发给广田外相的电报中补充说：“我驻各地武官的根本方针，主要是基于对蒋介石的绝对不信任而排除其势力。为此，表面上虽避免华北独立之形式，实际上却是要在华北五省树立自治政权。”

虽然1935年初中国的对日亲善运动由蒋汪共同主导，但在日方眼里，只有汪精卫是真亲日，蒋介石则是假亲日。而日本军方发动华北事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出于这种对“蒋介石二重政策”的疑惧和仇恨，其矛头主要也是对准蒋介石的。

华北事变的爆发，日本面对“亲善”的国民政府伸手就打笑脸人，宣告蒋介石的“一石二鸟”之计，刚开张就被胡汉民出卖得濒临破产。

有点难

峰回路转：日本将蒋介石推向苏联

而蒋介石，在假“亲善”被告密之后，只能转向联苏制日，给了苏联一个争取获得最优局面的机会。

却是旧时相识

蒋介石被逼选择联苏抗日

蒋介石试图一边“以日制俄”，又想同时“以俄制日”，试图利用日俄两强在东北的矛盾坐收渔翁之利。但日本和俄国也有打相似的算盘。

对苏联来说，中国弱小，日本才是在远东真正的敌人，能让日本在对中国的侵略中越陷越深，自然对苏联来说是最有利的。为此中国和日本越早全面开战，并且使中国拥有能拖住日本的力量才是苏联的最优局面。

对日本来说，渲染中共对国民党的威胁，让国民党将反 共放在优先顺位并对日本产生依赖才是日本的最优局面，这样日本就有机会名正言顺消化东北。

但是，日本军部的独走，让日本在直接侵略中国的路上越走越远，中日矛盾激化。从而让日本失去了获得最优局面的机会。

广州恒力

而蒋介石，在假“亲善”被告密之后，只能转向联苏制日，给了苏联一个争取获得最优局面的机会。

乘机拉拢蒋介石，推进中日对立直至开战，苏联的机会出现了。

华北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主动出击，开始推进蒋廷黻访苏后一直停滞不前的中苏关系。

1935年7月4日，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未及预约就访问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在介绍察哈尔局势后，以“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渗透至绥远，然后开始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为由，征询苏方是否打算同中国签订互助条约。但鲍格莫洛夫一边表示苏联愿意改善对华关系，一边却又以国民政府迄今拒绝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拖延对贸易条约的回答为由，拒绝了孔的提议。

张步平

鉴于当时中苏关系的核心症结在新疆问题，蒋介石暗中命令驻苏武官邓文仪亲赴新疆调查已成为中苏之间主要障碍的新疆问题的真相，以为重构中苏关系取得第一手根据。邓文仪回南京后，确于10月提交给中央一份促进转向联苏政策的报告。虽然邓的报告根本没有反应出苏联对新疆渗透的严重，但也恰好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减轻了对新疆的忧虑，从而在中国对日对苏政策的转折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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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下旬，日天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发表《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小册子，指出：“华北事件之结果，国民政府虽发表转向亲日之命令，但仍不停止暗里的反日工作。党部蓝衣社残党之蠢动及军事分会之潜行的反满行动自不待言，即如南京政府之实业部、铁道部、财政部等等，亦暗中指导阻止中日提携。此事依据好多实证，已甚明了。”接着，它以中国国民党与苏联共产党有类似的组织形体为据，强调：比起转向亲日来，国民党转向亲苏的可能性更大，最近已有很多消息证明“蒋介石有与苏俄结合受其援助，企图妨害帝国政策之证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