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甲午之四•大清地大物博为何筹款输给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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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债是以国家信用集中社会闲散资金 弥补财政不足

国债是在商品经济和信用制度一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一个特殊的财政范畴。由于国家职能的扩展，特别是在对外进行战争和加强国家干预经济之际，国家财政支出不断增加，仅靠增加税收已不能满足国家各项开支时，政府往往在信用制度业已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上，以国家信用形式集中部分社会闲散资金，以弥补财政资金不足。

其形式就是政府凭其信誉按照一定程序向投资者出具承诺在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偿还本金的一种格式化的债权债务凭证。由认购者提供其闲置资金，在偿付阶段由政府主要以税收收入进行还本付息。最初筹措国债的目的，一般是为了克服当时的财政困难。在资本主义初期，国债是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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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清朝没有银行 日本遍地银行

但发行公债的技术条件是要有近代化的金融机关，有全国性的金融市场。有金融机关，才能通过公债吸收社会上的流动或闲置的资金；有金融市场，资本家或投资者才愿意把资金投资于购买公债，而公债亦才有可能当为“有价证券”而流通。中国人自己开设的最早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于1897年。当时中国缺乏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一开始中国发行公债的技术条件实在藐藐。1894年名义上最早的政府公债--清政府为了筹措战费而实行的“息借商款”发行时，中国还没有诞生自己的近代金融机构，所以发行、还本付息都几乎完全依靠原有的征赋机构，因此清朝财政中的各种弊端也就在征借过程中层出不穷。

与之相反，日本的金融近代化远远走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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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1873年设立银行以来，到188 9年达218家；类似银行的各种会社达695家，共有资本3，189万元。1885年，日本银行开始发行可兑换纸币，开始成为金融政策运行的中心，不可兑换纸币的收兑完全由日本银行的纸币承担。作为唯一的发币银行，日本银行在19世纪80年代下半叶无可置疑地占据了日本金融体系的核心地位。

除了发行基础货币，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银行获得了一个标准的中央银行所具有的主要特性：政府银行、公债处理、“银行的银行”和“最后的贷款者”。日本银行专管国库、国债业务，起到了“政府的银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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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金融机构，日本政府得以顺利地筹集到巨额的战费。1894年8月日本举借军事公债，金额以5，000万元为限，结果实际认购达7，694。9万元。其中各银行应募资金达3，000多万元，占近一半。甲午战争中日本募集的公债达11，680万元，占军费支出的52%。然而清政府到甲午战争尚没有一家银行，不能利用近代金融机构把社会闲散的资金迅速有效地集中起来，以支持战争。盛宣怀曾说：“有人言：日本有西法银行，故兵饷万万，皆借本国民债，无俟外求。中国地大民富而无银行，以官力借民债，虽数百万亦吃力。应仿照招商局，速开招商银行”。

同样是没有资本，大清搜肠刮肚地敛税，拆东补西地挪款。结果，自己精心选定的战舰让日本人买去了，反而成为主力杀手。日本经济增长和军事扩张既有纳税收入的保证，更有公债制度大力支持。公债制度使日本用明年的钱，乃至十年后的钱，来办今天的事。利用国家信用和未来承诺把民间资金和未来的收入能力通通转换成当下的消费能力，重新武装海军战胜大清，之后再与民众集体分割胜利成果。这是清朝所不具有的金融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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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无信用也无理念 甲午大清注定玩不转近代金融

大清偏偏缺乏的就是信用，这也是清朝无法利用金融工具融资的核心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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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信用清朝的公债变成变相赋税

从理论上说，战争融资利用政府债券这个金融工具可以更有效地调动国民情绪。日本关于日清、日俄以及之后的战争融资研究著述分析了战争融资中债券发行、银行借款和提高税收等多种渠道融资的利弊，特别强调了面向公众融资所必须的透明度和流通性的重要性，买公债就附加上了爱国的意义。同样，公布资金投向也有尊重民意和建立信用的功能，这一点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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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清偏偏缺乏的就是信用，这也是清朝无法利用金融工具融资的核心问题之一，相比之下没有银行这种金融机构恐还在其次。如甲午战争时盐斤加价，清廷声称军务一停即行停止，实际上历次加价均未能停止。清廷名义上的“战争公债”：举办息借商款，虽也声称要商民“情愿借给官用”，要地方官吏“示人以信”，并“严禁需索留难抑勒诸弊，有犯立予严惩”。但是各地苛派抑勒之风，道路相闻，从未断绝。“江西息借民款章程，于部议各条外，多有增改，不肖州县威味刑驱，多方逼抑，甚至贫富颠倒，索贿开除，又向出借绅民需索无名之费，弊端百出，谤议频兴”。清政府的这种做法，当然会使商民裹足不前，不敢应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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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商满德说：“查汇丰银行从前承借银款，名虽向外洋转借，暗中多有中国富商之银。即以郑工二百万之款，合同载明股票即在上海出售。可见借款实系华商之银。何以华商不敢通借与本国，宁可让洋商剥削？因官商未能融合，不若洋商之足信也。此次中国向各省商民借银千数百万，其能借妥者，迫于官势，非本心也”。事实上，中国商民担心并非多余。比如江苏息借的商款并未按期归还，而被移作商务股份，以致“商民啧有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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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观念陈腐 还没有人介绍先进思想

清朝不但没有信用，更没有任何近代金融知识和理念。从官府到人民，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都还比较陈旧，对发行公债缺乏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准备。由于两千多年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上清王朝极端的专制统治，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一般中国人，大多缺乏近代经济意识和金融知识，无论是清朝统治者，还是被统治的人民，都不把公债当成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因此，王公大臣认购而不敢领票，亦不敢邀奖，表示愿作“报效”。清廷则欣然同意，曰：“该大臣等深明大义，公尔忘私……即俯如所请，自王公以下京外大小文武各员己经认缴之歌，毋庸给系，准其作为报效。”在此情况下，借款对官绅就成了变相捐输，对人民就成了变相加税。再加上清朝政治极度腐败，贪污贿赂成风，发行公债成了各级官吏渔肉商民的机会，其失败就是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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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中国，完全不见近代金融革命任何希望。事实上，清朝至其灭亡，没有任何人仔细研究并介绍过西方的或者日本的货币金融体制。而日本的福泽谕吉早在1866年即明治维新前夜出版的《西洋事情》中，就专辟多节介绍西洋的金融体制，其中有一节专门介绍西方的纸币。在金融革命上，中日的差距当以五十年甚至百年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