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之三十·抗战时桂系将安徽搞成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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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桂系在皖东的指挥官第7军副军长漆道徵谈判时，日军草拟出三条条款，内容别为：第一互不侵犯，说明双方各自据守现有阵地，不得侵入对方防区，也不得袭击对方部队。第二共同“防共”，内容包括：1、双方交换有关新四军的军事情报；2、任何一方和新四军作战时，另一方有责任出兵相助。第三物资交换，要皖东供应日方革麻、花生、杂粮等，日方供应食盐和其它日用工业品。

参与了这次谈判的伍焕松回忆，为了不担“汉奸”的名声，漆道徵没有在协约上签字，但桂系与日伪军在事实上达成了默契。据当事者回忆，桂系的一〇五二团入侵新四军驻地被击溃后。逃经淮南北部日军防地的桂军伤兵，都由日军收容进碉堡去医治，伤愈后又送到桂军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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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道徵方面还和汪伪政权的安徽省长林柏生谈判夹击新四军。1945年5月，日军又应桂系的强烈要求，出兵为桂军解围，威胁正在发动皖东战役的新四军侧后的安全。迫使新四军抽回兵力，以防日军的袭击。桂系漆道徵所部得以逃出生天，没有被新四军歼灭。

就这样，桂系先利用中共，在达到一定目的后再突然翻脸，不惜与日军联手，最终达成了控制安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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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系独霸安徽财政暗中与日军做生意资敌

正是利用从国统区的低价收入，沦陷区的高价卖出，以及沦陷区的低价购买，国统区的高价卖出，这一进一出间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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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系在安徽如何搜刮和走私资敌

桂系控制安徽后，首先将安徽建成了广西之外桂系另一个财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桂系势力权力压榨安徽民众，激起民怨沸腾；甚至罔顾抗战大局，和日伪军做起生意，调动大量物资资敌。最终，安徽财税成为连国民党中央都插手不得的桂系小金库。

桂系控制安徽后，通过其“自给”政策的实施，为自身开辟更多的财源，以加强经济实力。通过整顿税收以增加收入。田赋作为当时安徽省府重要税收来源，抗战期间增收幅度很大。如南陵县，1928年每亩田赋共征银币0.1932元，到1940年增至每亩0.644元，为过去的333.7%。契税过去每年征收200万元，至1942年秋，实征契税400万元，1943年为2189万元，1945年秋达14893万元，为1942年的3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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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设卡征税，也增加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桂系李品仙主持安徽省政府时期，利用“进出口货物检查处”，设卡征税，广敛民财，仅提高所谓检查费及产销税两项，1939年的收入为2825162元，占全省税收的39.8%，至1941年，已高达12214461元，是1939年的4.3倍，占当年全省税收的57.8%。

如此横征暴敛，自然是为“搞钱”。1940年日军因战线过长而主动收缩，实行弃面守点，桂系得以逐渐向外扩张。李品仙贪婪本性日益流露。他曾对副手张义纯说：“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政治走上轨道，即不能乱搞钱了。”点出了桂系乘抗战时机大发国难财的思路。还在1938年冬，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寿县时，李品仙就公开派出三个运输连，到皖北寿县盗挖楚怀王墓，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挖出许多陪葬的珍贵宝物及墓中大批名贵木材。李品仙令他的参议黄少伯，先运回广西，后转运到香港他的住宅。李品仙盗掘楚王墓披露以后，立即受到各方面的攻击，陈诚和CC派等桂系政敌，均趁机大肆抨击，使李、白感到非常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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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品仙到大别山后，看到敌占区和游击区的贸易有了发展，市场活跃，进出商货的数量为数不小，他认为发财的机会又来了。在一次省务会议上，李品仙竟然说：“现在不是省刑罚、薄赋敛的时候”，指使省财政厅成立的安徽企业公司，大做生意，发国难财。他将所有大别山区的土特产如桐油、木、竹、茶、麻、烟叶、牛皮、猪鬃、生漆、茯苓等，概行统制，垄断贸易，民间收藏，视为犯法，他动用军队作掩护，将这些搜刮来的物资由国统区运到芜湖、蚌埠、安庆等日伪占领的城市高价卖给日本洋行，同时又从沦陷区购办洋货和烟土等运到后方高价出售。正是利用从国统区的低价收入，沦陷区的高价卖出，以及沦陷区的低价购买，国统区的高价卖出，这一进一出间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据估计，“每年的贸易额高达数亿元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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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李品仙还直接出面，伙同其属下第七军军长张淦、副军长李本一组织成立了“三合公司”，利用巢湖地区丰富的农副产品和李本一部队驻守和县江边的有利条件，专门与日伪统治下的南京贸易，“其中以大米、棉花、烟土交易额最大，大米终年都有出口，每天一般都在1000石上下。当时一石米在国统区的价格为5元，到南京便要11元”。对于桂系和李品仙等人来说，这笔买卖是稳赚不亏的，且利润异常的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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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李还组织了一个名叫“中和庄”的秘密经济集团，专门贩运铜、锡、米等违禁物品，到日寇沦陷区去资敌，又从蚌埠、寿县运鸦片烟土以及日用百货、布匹、糖、盐等等，到皖西来贩卖，并特意在正阳关增设了一个正阳关守备司令部，选用原六安县长、搜刮地皮的能手“罗百万”罗培中为守备司令，专门武装保护物资至皖北蚌埠、寿县等沦陷区资敌。除了亲自出马组织外，李品仙的二夫人罗啸如也积极参与走私活动，有一次，罗啸如有一批走私的生漆、桐油在运经淮北蒙城县时，被该县县长袁传壁查获吞没。李品仙获悉大发雷霆，严电袁交出财物。因货已被私分，袁最后只得将参与劫夺货物的县中队长刘小山作替罪羊押解立煌，被李品仙枪毙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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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安徽的桂系将这些土特产品大批地运往日占区销售，然后从沦陷区购买大量商品和日用品，如洋纱、布匹、食盐、卷烟、洋酒、化妆品等，运回内地高价销售。使得物价高企，民不聊生。1940年下半年，大别山地区物价高涨，货币贬值，军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安徽人民骂桂系头目不顾人民死活，大捞“黑心钱”，底层的广大广西官兵也怨愤地说：“我们来抗战，难道是为了掩护你们做生意发财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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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系上层却将这一手段视为垄断控制安徽的妙招。相反，对于国民党中央所有试图插手安徽财税的行为都给予坚决抵制。1941年春，汤恩伯以奉中央命令统筹苏皖鲁豫边区军政为名，设立了淮北货检所。汤恩伯此举立即遭到李宗仁指责：“你不能干涉安徽的事情！委员长的命令也不行！我回重庆向委员长说要不想抗战，我就把军队撤回广西去。皖北货检是五战区的经济命脉，任何人莫想染指，别的省可以由你处理，安徽的事你不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