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之十九·七七事变前华北变成29军独立王国

阿棠

宋哲元利用日本对蒋介石施压

那么，29军的根本态度是怎样的呢？

29军的核心智囊元老萧振瀛曾对秘书说：“如真躺在日本怀里，不但子孙后代都要挨骂，也被日本轻视。任意狎侮，势将穷于应付。只能表面亲善，决不真当汉奸。对于中央，虽是利用日本，迫使就范。但在逆取到手以后，必须顺守，要尽量恭顺，不使中央难堪，并可利用中央，作为应付日本的退步。这样才能求得暂时苟安，积极扩充我们的实力。”

而宋哲元留用的原东北军将领，天津保安司令刘家鸾在回忆录中，一语道破当时局面：“日寇乃将求诸于学忠而不得的‘华北独立’转而求诸宋，宋哲元则想乘机在华北打开一个局面，甚至实现‘南蒋北宋’。萧振瀛建议鲍文樾调二十九军拱卫北平的作法，是全部计划的头一着棋，目的在于造成既成事实。蒋发表宋为平津卫戍司令，亦系不得已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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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到了9月，日本大搞“华北自治运动”，日军资料明确记录，当时“华北工作的意图是由中国方面有志之士成立自治政权，脱离南京束缚，将日满与华北引向亲善状态。因此，这一工作的对象，是察哈尔的宋哲元、济南的韩复渠、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商震等华北将领。”

9月21日，宋哲元就任平津卫戍司令，在就职仪式上，宋发表讲话，称决心“本中央睦邻意志”做事。9月24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就发表了《对华政策之基础观念》的小册子，其态度之强硬前所未有，声称“蒋介石及其一党与日本帝国之关系，帝国屈服乎？抑帝国打倒彼辈乎？”同时，多田骏在讲话中提出了“盼华北五省自治，人民自救”。9月29日，日本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原则。10月3日，宋哲元到天津，会晤了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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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关东军支持下，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拟订了一个建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土肥原为总顾问的“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的所谓“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土肥原以此方案为蓝本，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碟，限其在11月20日以前宣布自治。宋哲元在致蒋介石的电文里，一面表示不做丧权辱国之事，一面又强调自己“力量薄弱，只能支撑一时，不能永久。”宋哲元不顾国民党中央的反对，自行与日方谈判自治，引起社会各方面的不满和反对。

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任委员长。11月26日，南京行政院决议，何应钦北上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查办殷汝耕，但宋哲元不以为然。

日本军事当局继续施加压力，土肥原再次发出最后通碟，限宋哲元于11月30日前宣布自治。宋哲元如坐针毡，一方面向南京请辞冀察绥靖主任之职，一方面又邀请河北、山东的地方实力人物商震、韩复榘赴北平商谈华北问题，向南京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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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国民党五大即将召开，宋哲元便向大会拍发了一份电报，要求蒋介石结束训政，还政于民。殷汝耕等大小汉奸也趁势兴风作浪，联名致电宋哲元表示呼应。宋电发出，大会震动，举国而惊。南京政府更为惊慌，唯恐华北当局铤而走险，背叛中央。

11月30日，宋哲元致电蒋介石，透露出实行华北自治的打算：“情势危迫，民情愈益愤激。议论纷纭--倡导自治者有之，主张自决者有之。阻，有所不能。”要蒋介石“因势利导”，拿出“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办法，”暗示蒋介石接受华北自治的局面，否则难以转危为安。

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宋哲元以退为进，甩手不干，赴西山休息，说一切听命何应钦负责处理。蒋介石、何应钦被迫同意宋哲元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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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17人，其中亲日派委员7人。取代原先的军委会华北军分会和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成为华北最高军政首脑。宋哲元不失时机地利用日本策动华北自治给南京政府施加压力，利用冀察政务委员会扩大了其对平津的控制权。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政权，名义上隶属于南京政府，但实际上据何基沣、邓哲熙等回忆，用人行政的权利完全掌握在宋的手里。在财政方面，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等收入，也完全由冀察政委会截留支配，并用这些收入来扩充军队、购买军械，实际上已经成了变相的自治。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结果，也是蒋介石争取地方实力派的一种手段，更是地方实力派29军在蒋日夹缝之间自谋生路的一种方式。蒋介石想用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对日关系的缓冲，宋哲元则想用此委员会作为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资本，而日本人却实现了入主华北的第一步设想。

利用日本压南京政府成功，宋哲元真正建立了他和29军的独立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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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利用蒋介石对抗日本

现在，该轮到倚靠南京政府扛日本了。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鉴于“华北自治”运动的失败和中国人民反日情绪的高涨，日本对其华北政策进行了调整。日本在总体上暂停了直接的军事侵略，转而采取“不取其名而取其实”的手段，即避免使用“自治”、“独立”的名义，而实质上使冀察当局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与日本进行“紧密”的“旧满华合作”，以造成对冀察的实质控制。“一面欲先由（南京）中央承诺增强所谓华北政权，一面先由交通经济人手，使成为张作霖时代之东北，相机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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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的图谋，宋哲元的对策是“只要大权能归我们所有，地方上的小利即或为日方稍微染指，为顾全大局计，亦未尝不可”。对日本不断提出的各种要求，宋哲元采取了表面亲善、虚于应付的手段，提出“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表面亲善、实际敷衍、决不妥协”。“不说硬话”就是不和日本硬顶，日本说什么都不明说不行，“不做软事”，拖着不办事。实在拖不下去了就往南京推，请示“中枢”，交由南京决定。

在此，宋哲元利用日蒋矛盾，在日本和南京政府间虚与委蛇，“以南京政府作后盾，使日本不敢吃掉他；又与日本保持密切关系，向南京要自主权”。保证了日蒋夹缝间29军独立王国的存在和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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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29军领导层内部分裂与险蹈亲日覆辙

蒋介石接电报后电询萧振瀛，萧振瀛闻讯后安排阻止了韩复榘、两广的代表与宋哲元的会晤。阻止了宋哲元参与两广联日倒蒋的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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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政见之争也越发激烈。据萧振瀛回忆，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日寇在周密策划下，一面由日酋向宋哲元威胁利诱，力言日本全力支持宋武力统一中国，一面指使汉奸潘毓桂、张壁、齐燮元、边守靖、齐协民等以酬宴、打牌天天包围宋哲元，游说反蒋，煽惑独立，谗言余为蒋效命以自重，挑拨离间宋与余之谊；及指使陈觉生、张允荣等迭造谣言，制造混乱，对余进行诬蔑攻击。”

宋哲元的态度一天天转向亲日反蒋。

如果说萧振瀛是当事人，证词未必尽是事实的话，当时身在北平，以医术闻名而专为高层治病的日籍医师矢原谦吉也记载，宋哲元的心腹幕僚常小川、郑道儒等人也“屡于宋明轩前，讽其宁为赵匡胤，勿为曾国藩。”

而萧振瀛作为29军的对外联络人，特别是与南京政府联络的第一中间人，是持坚定的“拥蒋抗日”态度的。

两方面的因素交织，宋萧分裂已经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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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振瀛回忆，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一次萧归北平出席政务会议，“秦德纯深夜至余寓，曰：‘宋将任齐燮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宋云此事兄必反对，然其已语齐矣；现齐等终日在方城战中向宋鼓吹反蒋独立，武力统一中国，实堪忧虑。’又曰：‘此为日本所指使也，据闻，齐等曾向宋云，兄究为宋，抑为蒋，以兄是否坚持拥蒋，证之可也。’”

次日，萧振灜就去找宋哲元，表示坚决反对齐燮元进入“冀察政务委员会”，他说：“齐固旗帜鲜明之倒蒋叛国军阀，何能开门揖盗？”

宋哲元则说：“其来，亦未能有何作用，知汝必反对，然我已许之矣。”萧振瀛毫不犹豫以辞职抵制，曰：“余实羞与其伍，其来，余当走。”宋哲元没有马上撕破，而是退了一步：“何如是言，容再议。”